吕诲更不服气了，带着御史台官员多次弹劾王安石，又牵连到郑朗。当然，火拼的结果，新吵架王吕诲也不是王安石对手。但郑朗不想再闹下去，因此于都堂会上说道：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用人更是如此，所恨者乃是以爱憎用人，爱之则爱之所长，憎之则憎之所短，那非是用人之道，用人之道恰恰相反，爱之要视其短，憎之要见其长。”

　　以前也说过，乃是郑朗有名的名言jǐng句之一。说到这里，看着王安石。那意思是说，能否心胸放宽广一点，若连这个做不到，万一那天我下去后，如何将首相之位放心地交到你手上？

　　实际做到很难，郑朗也不可能真正做到，但要努力做到。

　　然后看着吕诲说道：“治平之害，乃是因为言臣锐减，一度台谏官只有数人而己。故改制多个部司裁减，只有台谏恢复盛况，我还嫌不足，又增设十几家报纸，自民间起就增加舆论监督，以开言路。又正式将监察司制度完善。然献可，你可曾想过为何台谏锐减如此？”

　　吕诲不言。

　　这点御史台似乎做得略有些过份，不管怎么说，台谏是郑朗一手力促恢复元气的，自己这些人也是郑朗进谏重新召回来的。

　　“献可，非仅是与韩琦专权有关，真宗时我没有经历过。仁宗时我也在朝堂呆了数年之久。何谓言臣。替国家开言路。公忠国体。但自仁宗时起，台谏官员有了不好的趋势，公忠国体未看到多少，却多以个人恩怨言事。一度使宰执多次轮换，耽搁国政，甚至逼得富弼不得不向言臣低头，不敢作为。以求苟和，换取言臣的好感。这叫公忠国体？”

　　“国家弊端沉重，欠负巨大，何谓言臣，进忠言，匡国政，扶君王，纠百官。如此重任，岂能不顾大局，一味以个人爱憎感情弹劾？还有诸位说结党。无妨，我不敢说视功名若粪土那么清高。但功名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便于做事的道具，危机过后，若诸位认为我还是结党专权，我会主动退去相位。甚至国家平安了，不用诸位说，我也会辞去相位，去郑州养老。”

　　“滕王钱郑四人被外放，已经外放了，便要安心地呆在地方上从政，庙堂重要，地方难道不重要吗？我在地方上呆了二十多年，也未曾感到什么委屈。为什么滕王钱郑就不能呆在地方为官？难道天塌了吗？做得好，中书有案记录，也能随时调回庙堂。况且诸位说结党，若真的结党，钱公辅对我一向敬重，为何我不力保之？其他三人难道与我私交恶乎？献可，还望大局为重，不要再争执下去了。否则又成嘉祐庆历之故事，望三思（指范仲淹吕夷简之争，当时视吕夷简为小人，但在此时，吕夷简早平反过来，也就是范仲淹的争斗毫无必要，甚至不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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