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光再次上前，拱手道：“敢问宰相，将何以治天下”

　　徐平道：“以仁义治天下。”

　　“何以知仁义何以施仁义相公欲如何本仁义”

　　“天下为道，朝廷为德。仁义也，德之分也。仁义完足，则德立，德立圣人出，天下大治。是以知以仁义治国，求天下之德，可达治世。”

　　天命和神权离开国家政权，其合法性要由查国家治乱来提供。治的时候，政权的合法性不会出问题，一旦由治转乱，政权就面临生存危机。成长期的国家，向施政的善恶动机要合法性，非成长期的国家，则向宗教和私天下退化，要么再退一步向宗族要合法性。

　　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出现，大家求治无门，宗教和宗族文化复兴。

　　司马光又道：“敢问相公，以仁义求道德，何以知之”

　　“天地分，万物生，人杂于禽兽间，聚而为群，再聚为国，诸国合为天下。老聃，周之史官也，记之载于竹帛，后人据之可查道德，是以知之。老聃何谓也其言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道何所来道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”

　　“何谓无人杂于禽兽之间，未与万物区分之时，人尚蒙昧，不知自己为人也。何谓有人生智慧，知自己为人，知自己与万物不同之时。有生则道立，故言道生一。”

　　“何为道何为德人自禽兽中走出来，聚而为群。其群为部落，则天下为道，其部落为德。聚而为国，则天下为道，其国为德。国并而为天下，道德相合，圣人出焉。”

　　“是以知，道德为人之道，人之德，非天之道，非天之德。天与人相隔，求天理当于人外求之。求得天理，合于道德，则天人合一，大同之世或其谓与”

　　道德记录了汉文明的蒙昧时期，是怎么从一个一个人，走到一起，成为华夏的。这只是人的历史，记录的是文明的诞生、成长，一就是文明诞生的时期。至于天理，也就是科学技术，并不在这个系统之内，发展生产力另想办法。天理发展到极致，天下的物质极大丰富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天人合一，大同之世，共产主义社会就来了。

　　这是汉文明的文明记忆，注重于合，并不一定全世界的文明都是这样形成的。哲学是一种文明记忆，日耳曼的族群认同，或许是靠着武力征服。两个人遇到一起，打一架，谁把谁打服了，谁就是主人，另一个人是奴隶。两个部落遇到一起了，打一仗，打胜了的就是主人，打输了的就是奴隶，所以会把原始社会出来的第一个时期定为奴隶社会。否定之否定可能就是这种文明记忆的展现，于他们是合适的，推行于其他文明未必会被接受。

　　中国的商周时期有没有奴隶肯定有。但是政权不是基于奴隶制的，那只是国家化因素。一元化的认为生产关系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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