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民主党,自然要对民主党进行狙击。
无论是出于国内的党派斗争还是国家安全,黑人问题都会推向风口浪尖。
无论是飞车党、女权、黑人反种族隔离、意识形态斗争,都在把一些个人思潮和价值观推向个人主义、多元化、追求自由、质疑权威、反对体制、逃离社会等理念,人们会变得越来越追求自由与个性。
对我们而言,大众文化就是商业文化,我们要把产品与大众的价值观互相通融,大众在追求自由、个性,我们就在产品中注入这两样。”
冼耀文捏起自己的西服领子,“西服配衬衣打领带,代表着传统的精英文化,这种文化是精英阶层历经数百年的演变最终定格,而且是制服化,与制度化有很深的联系,不管大众文化再怎么变化,它都会有一席之地。
就现在来说,穿衬衣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,穿衬衣要比穿汗衫体面得多。
所以,我在创立中华制衣的时候,选中了综合起来起步阶段难度不太大,但生命力又比较旺盛的衬衣。
我们第一步的品牌影响力营销告一段落之后,第二步的营销方案就是把好运来衬衣同阶层、身份进行捆绑,要给大众制造出只有在办公室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,才有资格穿好运来衬衣。
反过来说,只要买一件好运来衬衣穿在身上,立刻会变成体面人。”
林醒良问道:“故意制造出门槛?”
“差不多这个意思,我们要给消费者输出这样一个观念:买好运来的消费者都是体面人,只有体面人才有资格买好运来。没有这种观念加持,收入不高的家庭哪里会舍得花上十几元买我们的好运来。”
林醒良犹豫一下,说道:“老板,我们的定价是不是偏高了,做一身旗袍不过只需十三四块,我建议推出定价低一点的款式。”
冼耀文淡淡一笑,“你说的是最普通的旗袍,那些好的、真丝的旗袍,一件还不是要几十元上百元,我们的品牌定位本就不是面向所有人,价格不能降,只能一步步往上涨,要是谁都能轻松买得起好运来,品牌也就完了。”
冼耀文指了指林醒良,又指了指车间楼,“一旦没了品牌加成,我们凭什么跟其他制衣厂竞争?
只能依靠压低成本,从你身上,从办公室职员、车间女工的身上,先压工资,再压福利,然后延长每个人的上班时间,降低食堂的伙食标准,什么菜便宜就买什么菜,米也买最便宜的,粗粮、细粮掺着吃。
托儿所、医疗室、班车,这些既费钱又对生产没多大帮助的设施,也应该全部停掉。”
说着,冼耀文又指向托儿所外面的滑梯,“还在襁褓里就带到托儿所,上班时间跑过来喂奶,为了催奶,在食堂里一个劲吃荤菜,晚上带回去吃的饭菜也会偷偷多打一个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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