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而且还能打压巨室大族，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好手段。

　　税制改革的第三个举措就是降低了人口税，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，应该是调整了人口税。

　　人口税，从古至今都有，而且收得很重，原因就是其征收简便、税收成本低。

　　毕竟，土地可以隐藏，人口可不好隐藏。

　　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，那就是税收的负担不公平。

　　大汉人口税主要可以分为算赋和口赋。

　　超过十五岁的壮口收算赋，每口每年要交一百二钱。

　　三到十四岁的幼口收口钱，每口每年要交二十三钱。

　　看起来按口算钱非常合理，但实际上有很大的猫腻

　　一个有五口壮年的家庭，大约可以耕地百亩，可得谷物二百石，折合成钱是两万钱。

　　按照旧有的三十税一的税率，地租就要缴纳七百钱左右；算赋则要交六百钱。

　　如此对比下来，土地税和人口税的负担差不多。

　　但是，这其中却存在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地租可以直接交粮食，而算赋则需要直接交钱。

　　于是，百姓们要交算赋的话还要先将自家粮食拿到集市上贩卖，换成钱之后再来交算赋。

　　收成好的时候，粮价下跌，算赋变相加重；收成不好的时候，无钱交算赋，只能去借高利贷，最终被高额利息压垮。

　　更别说在售卖稻谷的时候，还有可能遇到豪猾的巧取豪夺，又是一笔巨大的损失。

　　巨室大族动辄占地几百顷，但是家庭人口不会太多，一年几百钱的算赋对他们来说非常轻，所以他们怕地租而不是算赋。

　　而地少的寒门庶民就不同了，算赋的支出与地租的支出一样，负担其实更重。

　　历代统治者时不时会减免地租，但是口赋却从不愿意减少。

　　原因就是其要维护封建地主的利益：轻徭薄赋的口号喊震天响，但是好处和实惠却轮不到寻常百姓的头上。

　　另一面，沉重的口赋还压制了百姓生养子嗣的欲望，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。

　　就像几千年后的华夏，如果每生一个孩子就要多交一份人头税，恐怕本就不愿意生养孩子的人就更不愿意背上这个枷锁了。

　　现在，刘贺要经营西域，要开发南方，要殖民新大陆，处处都需要人口。

　　不管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，还是为了提高人口数量，这算赋和口钱都必须要好好地改一改了。

　　因为算赋和口钱牵扯的关系实在太大了，所以不可能一次全部减免掉。

　　所以刘贺在诏令中规定，算赋和口钱继续征收，但征收单位从口变成了户。

　　一户人家不管人口有多少，一年人头税都只收一百二十钱。

　　如此一来，百姓在生养后代的时候，就可以少一道顾虑了。

　　其实这也就是半成品的“摊丁入亩”。

　　算赋和口钱减了，少府和大司农的钱也少了，这是刘贺绝不愿意看到的“恶果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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